2022年10月6日，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获诺贝尔文学奖。评奖词这样描述埃尔诺的作品：“她以勇气和手术刀般的精确，通过个人记忆揭露根源、异化和集体层面的限制”。安妮·埃尔诺1940年出生于法国诺曼底地区的利勒博纳（Lillebonne）。埃尔诺（Ernaux）是她婚后的夫姓，她出生时的姓是杜切斯奈（Duchesne）。从1974年发表的第一部作品《空柜》，到2022年5月出版的最新作品《年轻男人》，埃尔诺至今共出版了20余部作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37种语言。
当地时间2022年12月7日，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在瑞典学院发表了获奖演说。
2022年12月7日傍晚，埃尔诺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发表了演讲。在22分钟的时间里，埃尔诺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对她的写作产生影响的人生经历，以及她对文风和人称的自觉选择，讨论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最后她把获奖的荣耀与所有追求全人类自由、平等和尊严的人分享，并且认为她得奖并非个人的胜利，而是集体的胜利。
安妮·埃尔诺的诺贝尔奖证书。版权： © Nobel Prize Outreach；摄影：Clément Morin
2022年12月10日下午，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如期举行。2020年和2021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均因新型冠状病毒而取消，今年的颁奖典礼恢复了以往的形式。埃尔诺得到了证书。她还将收到价值约为90万欧元的奖金。
因历史的偶然和个人的偶然开始写作
在演讲的开头，埃尔诺提出了一个问题：“该从哪儿开始呢？我对着白纸问了自己十多次这个问题。”埃尔诺很快就找到了答案：“这个句子我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找，它自己出现了。这个句子简洁而又暴力。仿佛被刻在碑铭上，不容反驳。这个句子是我60年前在私人日记里写下的。‘我写作是要给我这种人复仇。’”（J’écrirai pour venger ma race）埃尔诺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正在上大学，她当时22岁，在鲁昂大学的文学系读本科。她身边的很多同学都出自本地的资产阶级家庭。埃尔诺回忆了她当时对于写作的态度：“没有土地的农民、工人和小商贩因举止、口音和没文化被人鄙视，作为他们的后代，我狂妄地、天真地以为：写书、成为作家足以修复因出身引发的社会不公。我以为个人的成功足以抹去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和贫穷。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幻想是因为学校已经让我获得了学业上的成功。”
正如埃尔诺在与米歇尔·波尔特（Michelle Porte）对谈时说的那样，人不可能在没有读过很多书的情况下写作。埃尔诺在演讲中强调儿时的阅读对她的写作的影响。埃尔诺的母亲非常喜欢阅读，她会在杂货店没有顾客的时候抽空读小说。而且她也鼓励埃尔诺读书，她觉得读书比学会缝纫和编织更重要。埃尔诺列举了她小时候读过的书：《堂吉诃德》、《格列弗游记》、《简·爱》、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大卫·科波菲尔》、《飘》。后来她还读了《悲惨世界》、《愤怒的葡萄》、《恶心》和《局外人》。埃尔诺说她读到这些书并不是因为学校的推荐，而是出于偶然。埃尔诺谈起自己在大学之所以选择文学专业是因为她想“待在文学里，因为文学有比其他东西更高的价值，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能让我把自己投射到福楼拜或维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里，并且能让我用文学的方式经历着这些小说。我无意识地认为文学是跟我出身的社会阶层截然相反的一片大陆。”
1984年，安妮·埃尔诺因其著作《位置》（ La place）在法国巴黎获得雷诺多奖。
埃尔诺回忆了自己最开始写作时被拒稿的经历，但是她认为两三家出版社的拒稿没有让她产生放弃写作的想法。她认为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能重拾写作，是因为她当时所过的生活让她远离了写作。“在一个角色由性别决定的社会里，身为一个女人所感受到的重负跟身为一个男人完全不是一回事，当时避孕药被禁止，堕胎是一桩罪行。我当时过着婚姻生活，有两个孩子，我的职业是教师，我得照顾自己的家庭，我每一天都在日益远离写作，远离我许下的要为我这种人复仇的诺言。”埃尔诺感觉非常痛苦，“我害怕直到死去的那天也没能推开那扇只为我敞开的门，没能写那本只有我才能写的书。”
然而，历史的偶然和个人生活中的偶然最终让埃尔诺重新开始写作。“我回我父母家度假的第三天，我父亲去世了；我开始教课，班上的学生来自平民阶层，跟我自己的情况很像；全世界范围内的抗争运动。这些因素通过意想不到的、敏感的方式将我重新带回了我出身的世界，带回了我‘这种人’的世界，我写作的欲望因此变得紧迫起来，又隐秘又坚决。”这一次，埃尔诺要写的东西跟她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想写的东西截然不同，她想沉入记忆，挖掘那些不可名状的东西，让这些东西重见天日。她想通过写作理解是什么让她最终远离了她出生的那个阶层，她想通过写作找到她自身的和她之外的原因。
没有一种文风的选择是自然而然的
在重新找到写作的动力以后，埃尔诺开始了文风的探索。2018年6月27日，埃尔诺在法国文化广播电台的节目《思想圆桌》上提到波伏娃的语言。她觉得波伏娃写东西的时候没有用另一套语言的感觉，她的语言和她的文化都是她自然地在家庭中习得的。埃尔诺认为自己的情况跟波伏娃不同，“我总是觉得自己用着两种语言，一种是通俗的语言，另一种是合法的语言。”、“我感觉自己身处两个世界，因此身处两种文化。”、“这种经验影响了我的文学观，也塑造了我的写作方式”。在这次演讲中，埃尔诺更深入地探讨了语言风格的选择。她说：“没有一种文风的选择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移民不说父母的语言，跨越社会阶层的人不完全说自己父母的语言，他们用其他的词语思考和表达自己，对于这两种人而言，文风的选择有着更多的阻碍。”埃尔诺认为对于两种人而言，文风的选择是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从小学会的给事物命名的语言，是母亲教给小孩的语言；另一方面是在文学作品鉴赏中的模范语言。用后来学会的、占统治地位的语言表达他们出身的那个世界的事情就变得很难，甚至是不可能。埃尔诺说在她的文学世界里，那个她认为是她真正的故土的文学世界里，是福楼拜、普鲁斯特和伍尔夫的作品。普鲁斯特的作品对于埃尔诺而言意义重大。2022年11月18日，在普鲁斯特逝世100周年之际，埃尔诺参与了法国文化电台的一档节目，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埃尔诺谈了她阅读普鲁斯特的经验和她对普鲁斯特的理解。节目的后半，埃尔诺还谈论了自己的创作。普鲁斯特对于年轻的埃尔诺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然而为了展现和理解她经历的割裂，埃尔诺决定放弃优美的文风。
埃尔诺认为对生活的思考与对文风的思考是不可分割的。“如何能在思考生活的同时不思考写作风格呢？要考虑到写作的风格是迎合还是冲撞了既有的、被内化的关于存在和事物的呈现情况。”父亲的去世促使埃尔诺认真地思考该用何种风格写作。“一个在文化上有特权的读者，在面对书中的人物时可能保持跟现实生活中同样的高高在上、瞧不起人的立场。”为了打破这种目光，为了在写作的同时不背叛，埃尔诺从第四本书《位置》起选择了一种全新的文风。埃尔诺在演讲中对这种文风做出了解释。这是一种“中性的、客观的文风。之所以说它是‘平白的’， 是因为不用比喻，也没有情感的痕迹。暴力没有被展示出来，暴力来自事实本身，并非来自文风。找到同时包含真相和由真相生发出的感受的词，直到今天，是我在写作过程一直非常在意的事，不论我写的是什么题材。”
埃尔诺还讨论了第一人称在她写作中的意义。“继续用‘我’对我来说是必要的。在大多数语言中，从学会说话到死，我们都通过第一人称存在。而在文学作品中所使用的第一人称指的是作者本人、而不是一个虚构的‘我’时，往往被认为是自恋。”埃尔诺追溯了从17世纪开始的以卢梭的《忏悔录》为代表的文学作品让“我”变得大众化的过程，“我”从贵族在回忆录中讲述战功的人称变成了更为普遍的人称，“我”确认了作为个人所享有的平等地位。然而，埃尔诺强调自己使用第一人称并非出于平民的骄傲，而是因为第一人称作为一种形式既可以是男性的，也可以是女性的，是一种捕捉情感的探索性工具。用第一人称去探索那些隐秘的记忆中的情感，去探索那些这个世界不断提供给我们的情感。同时，埃尔诺也指出她用第一人称写作是为了追求普遍性。“对我来说，这不是要讲述我人生中的事，也不是要倾吐人生的秘密，而是要弄清楚我经历的情况、事件和爱情关系是怎么回事，也是要揭露一些只有通过写作才能使之存在和达成的事，那些事情或许是在其他的意识中、在其他的记忆中。谁能说爱情、痛苦、哀悼和耻辱不是普遍的？”埃尔诺认为当书中的“我”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透明的，变成了一个读者能代入的“我”，那么这个“我”就成了跨人称的，个人的因此变成了普遍的。
法国文学批评界的争论
埃尔诺对自己不用比喻的“平白行文”风格的解释以及她对第一人称也具有普遍性的捍卫，似乎是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回应了2022年10月以来法国文学评论界的一部分反应。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以后，法国文学评论界的整体反应是为埃尔诺获奖感到高兴，因为埃尔诺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女性作家。读者的反响也非常强烈，在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后，很多书店都贴出了通知，告知顾客埃尔诺的作品已经卖光。伽里玛出版社和斯托克（Stock）出版社等在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以后都紧急加印埃尔诺的作品。在经历了大约两周的断货以后，加印的埃尔诺作品回到书店。很多书店都推出了埃尔诺主题的橱窗和专架。
然而，在文学批评界也有一些不那么友好的声音。在埃尔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法国文学批评界集中关注埃尔诺。有一些人认为埃尔诺只写自己的经历，“过于自恋”；文风过于平白，不配得奖。然而，埃尔诺的作品早已在法国的中学和大学被教授，她的作品也给诸多法国作家带来了启发。2022年11月底，因临近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法国文学界在2022年10月初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后又掀起了一轮围绕埃尔诺的讨论。2022年11月26日，在法国文化广播电台名为“反驳”的文学批评节目中，主持人阿兰·芬基尔克罗（Alain Finkelkraut）一开场就问嘉宾是否觉得有其他人比埃尔诺更配得诺贝尔文学奖。随后，在这档节目中，主持人指责埃尔诺“不知感恩”和“对文化怀有恨意”。嘉宾皮埃尔·阿苏林（Pierre Assouline）认为埃尔诺只会写“她的世界”和“她自己”。他还嘲讽埃尔诺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参与反对法国政府对物价上涨和气候变化的不作为的游行、支持时任不屈法兰西党党首的梅朗雄，是因为她跟梅朗雄都在诺曼底小城伊沃托生活过。他还指责埃尔诺最近没有声援伊朗女性。然而，这一点不属实，因为埃尔诺2022年10月7日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晨间节目采访时已经就此表态。埃尔诺认为伊朗女性非常勇敢，并且发问：“我们能为她们做些什么？”有些人因为埃尔诺的政治观点讨厌她本人，进而贬低她的作品。这一场电台节目播出后，引起了一轮密集的争论。
2022 年11月30日，以知识分子、文学和翻译为研究对象的法国社会学家吉赛尔·萨皮罗（Gisèle Sapiro）在文学批评线上杂志“等待那多”（En attendant Nadeau）撰文，回应这档广播节目。文章的标题一针见血，“令人不适的介入”。对于萨皮罗而言，埃尔诺的作品展现出了象征性暴力，这种暴力与阶级有关，也有性别有关。而在电台节目中，主持人和嘉宾都认为埃尔诺只会“搞二元对立”，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受布迪厄影响”，甚至觉得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研究路径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社会学界是一件遗憾的事。对于萨皮罗而言，这样的暴言显然是难以接受的。她认为嘉宾指责埃尔诺“缺乏感激”正是在行使一种暴力，是让被统治者屈服。她还重申了作为知识分子参与辩论应当遵守的规则，引用的时候要注意准确性，而且不能脱离语境去理解一个人的一句话。她在文章中逐一解释了电台节目嘉宾讨论的埃尔诺的政治态度的具体背景和语境。
2022年12月4日，法国记者、专栏作家达尼尔·施奈德曼（Daniel Schneidermann）在《解放报》发表专栏文章，标题为《安妮·埃尔诺：法国文化广播电台是疯了吗？》。施奈德曼回应了法国文化广播电台11月底的两档节目对埃尔诺的评论。他首先指出法国文化广播电台“时代信号”节目认为埃尔诺不配得诺贝尔文学奖，萨尔曼·拉迪什才配。然后他认为“反驳”节目的嘉宾把埃尔诺形容为一个“爱男人的女人”、“从18岁起一直寻找让她兴奋的男人”是把埃尔诺丑化为一个慕男狂。他在文章结尾嘲讽道：节目嘉宾和主持人用一种不解的语气感慨埃尔诺的作品在她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已经被翻译成37种语言。他用一句反话结尾：“真的是很难理解。整个世界都疯了，除了法国文化广播电台。”
2022年12月8日，法国文化广播电台记者、“时代信号”节目负责人马克·威兹曼（Marc Weitzmann）在《解放报》发表了回应施奈德曼的公开信。他在信中首先指出他自己的节目和“反驳”节目并不能代表整个法国文化广播电台，因为在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后法国文化广播电台也有别的节目表示为埃尔诺获奖而高兴。威兹曼这一点没有说错，法国文化广播电台在2022年10月8日就邀请了埃尔诺本人和三位研究社会科学的女学者对谈，在这档节目中三位女嘉宾都为埃尔诺获奖由衷地高兴。威兹曼在公开信中表示他仍坚持他在节目中表达的观点。
埃尔诺在演讲中完全没有提到以上这些人围绕她个人和她的作品产生的争论。不同的人完全有理由对她本人和她的作品持有各种各样的态度，并且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埃尔诺的作品在不同的国家被说着不同语言的读者阅读，这件事已经说明了埃尔诺的作品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
当地时间2022年10月6日，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获得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展出。
作为女性作家得奖是集体胜利
在演讲的后半段，埃尔诺讨论了女性身份与她的写作的关系。身为女性的经验，尤其是与女性身体有关的经验触发了埃尔诺的写作。埃尔诺曾在堕胎尚未合法化的时代秘密堕胎，这件事对埃尔诺的影响很大，她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写道这段经历。“我想描述一切发生在我作为女孩的身体上的事情，描述发现愉悦的过程，描述月经。因此，在我1974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中，在我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写作的维度其实已经确定了，这个维度既是社会的，又是女性主义的。从此以后，为我这种人复仇和为我的性别复仇成了一件事。”埃尔诺提到她是从她身为女性的经验、身为社会内部的移民的经验和从记忆出发开始写作的。“我对写作的投入就好像我把自己押上了，我能做到这样是因为我相信而且确信一本书能改变个人生活，能打破因为忍受和隐藏一些事情所经历的孤独，能让人用另一种方式思考。当不可说的东西被说出来，它就是政治的。”“我们在当今女性的反抗中看到了这种现象，女性找到了打乱男性权力的词语，站起来了。”埃尔诺还提到了伊朗女性的反抗。
埃尔诺提到了女性在文学领域中的地位。她说：“女性创作作品的合法性尚未确立。在法国，在全世界，都有男性知识分子认为女性写的书就是不存在，他们从不引用这些书。瑞典学院对我的工作的承认是一个指向所有女性作家的信号，预示着公正和希望。”“因为阶级和/或种族以及性别而产生的统治关系被内化，只有那些经历过这些统治的人才能感受到。在说出在社会层面上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中，可能实现个人层面的乃至集体层面的解放。通过挖掘所见的事物和价值观来破解现实世界，这个过程是通过语言实现的，是通过各种语言实现的。就是要打乱现实世界的既定秩序，就是要打破现实世界的等级体系。”
埃尔诺认为文学写作作为一种具有政治性的行为和她面对一些事件、冲突和思想时表达出的政治立场完全是两件事，不可混淆。文学作品和政治表态是分开的。文学作品是由读者评判的。而她在政治上的表态与法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传统有关，法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一直对法国的政治表态，并且参与社会性的斗争。她认为当下欧洲正在经历一场暴力的战争，保守和封闭的意识形态抬头，排斥外国人和移民，放弃那些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监视女性的身体。面对这一切，她认为她跟所有有人性的人一样，都有保持警惕的义务。
关于得奖这件事，埃尔诺并不觉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项个人的胜利”。“我这样想不是出于谦卑，也不是出于骄傲。这个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集体的胜利。我与所有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追求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尊严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共享这种骄傲，不论生理性别，不论自我认同的性别，不论肤色，不论文化。”她还提及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强调要为后代保护好地球。
在演讲的结尾，埃尔诺呼应开头的提问。“如果重提我在20岁时许下的要为这种人复仇的诺言，我说不好我是不是已经兑现了这个诺言。我是从我这种人那儿，从我的祖先那儿，从从事让他们早早死去的重活的男人们和女人们那儿，获得了力量和愤怒。是这种力量和愤怒让我有了在文学中给他们留一个位置的想法和野心。”埃尔诺相信文学，并且相信文学能让人获得自由。在最后，她说：“我要把我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跨越社会阶级的人的声音刻在文学中，文学永远是一个让人获得自由的地方。”
2022年12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厄诺在斯德哥尔摩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诺贝尔奖。图片版权： © Nobel Prize Outreach；摄影：Nanaka Adachi
2022年12月10日，在颁奖典礼后的晚宴上，埃尔诺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做了简短的致辞。她提到了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加缪。“65年以后，我在这里”，“既震惊又感激”。“我感到震惊，是因为人生的轨迹和充满偶然的、孤独的写作探索像是一个迷。我非常感激，是因为我跟加缪以及我敬佩的已经去世的和当代的作家在一起。”她说因为获奖她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要去寻找现实，去寻找一个可以与人共享的真相”。
《超级8时代》
2022年12月14日，埃尔诺与她的儿子合拍的电影《超级8时代》将在法国的院线上映。在这部纪录片中，埃尔诺一家1972年购买的超级8摄影机拍下的无声影像被重新剪辑，配以埃尔诺本人所写并朗读的旁白。20世纪70年代正是埃尔诺开始写作的时代，这部纪录片展现了埃尔诺在婚姻生活中的挣扎和她对写作的追求。
埃尔诺今年82岁，她仍在创作。当伽里玛出版社提议在“四开系列”（Quarto）出版她的作品选集时，埃尔诺曾一度拒绝。她后来还是答应了，2011年收录了埃尔诺主要作品的选集《书写人生》（Écrire la vie）出版了。不过，她坚决反对在她还活着的时候被收入“七星文库”（Pléiade）。她说她不喜欢合集、全集，因为感觉像是画上句号，意味着结束。在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曾有人问她是否还有没有写过的回忆，她回答：“还有。”让我们一同期待埃尔诺的新作品吧。
【本文作者栾颖新正在翻译两部埃尔诺的作品，分别是《年轻男人》与《写作是一把刀》。预计2023年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文中引用的诺埃尔演讲内容均来自诺奖官网© THE NOBEL FOUNDATION 2022；相关文章：安妮·埃尔诺：文学中的社会学视角和历史学追求】
